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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铮的作品定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已经有人在看过他拍的图像后忿忿地叫喊了：这些鬼影幢幢，这些光怪陆离，这些生旦净末丑，这些另类与边缘的族群有什么价值？简直就是刘铮个人徒然的喧嚣。的确，刘铮以个人观念统慑的图像里充满着呻吟、恐怖、呆滞、木僵、虚无感、朽灭感和霉腐与墓穴的气息。刘铮虽然宣称自己不承担纪实历史和社会的职责，像那些著名的作品：《西太后、光绪大出丧》、《孙中山奉安大典》、《斗地主》、《上访者》……但客观上不管刘铮愿意不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在某一个时期，他的机匣里，却充溢着图像人类学意味的“国人”众生相。
在7年的时间里，刘铮从人类的功利世界出发，急转直下，进入到了一个阴郁的审美和审丑的天地。他积极而又审慎地用镜头覆盖着农民、僧侣、流浪者、囚犯、富人、乞丐、戏子、舞女、诗人、未亡人、残疾人、变性人、死尸、干尸及蜡像人物、雕塑人物。生活和观念互为激活又互为瓦解。他的作品胪列了因袭沉重的历史，死亡和战争的阴影，情欲、渴望、感情的误置，深刻的无聊，岁月的创痛，浅薄的世俗享乐和现代人的精神贫困。这些视野开阔，内容庞杂的众生相算不上纪实，但和纪实密不可分；算不上是表现，却与表现丝缕牵缠；算不上象征，可又处处表征着象征——“象征不是一种用来把人人皆知的东西加以遮蔽的符号。这不是象征的真实涵义。相反，象征借助于某种东西的相似，力图阐明和解释某种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卡尔·格式塔夫·荣格）。而刘铮的图像，正是这一方面体现着它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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