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陈维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嘉宾，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维昭教授，大家欢迎。

　　去年12月的一天，我逛三联书店，看到这套厚重的上下两卷本的《红学通史》，一翻，眼前一亮。拿我自己来说，因近年来请了许多红学家来文学馆讲红，我的一部分心思也被红牵挂着。而且，红学的诸多纷争，也使我想对200年来的红学史有一个学术层面的详情了解。手头这部见功夫、又见功力的书正是我所渴望的。以陈老师在绪论中的话说，“从‘纵’的方面看，它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它要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以我的孤陋寡闻，以为这是海内外迄今最秉笔直书，又最具权威的一部红学史。我便给素昧平生的陈教授写信，邀请他来文学馆演讲。今天的演讲，不可能让陈老师尽兴，把整部《红学通史》讲完了，也只能是拔全豹之一毛，有请陈老师演讲《胡适的“新红学”与余英时的“红学革命”》，大家欢迎。

　　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胡适的“新红学”与余英时的“红学革命”》。

　　为什么要选择胡适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的红学来谈，并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主要是这样考虑的，这两位学者在红学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红学史，如果从脂砚斋算起，至今起码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的红学史上，一开始的“红学”并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虽然有过一些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的说法，但离作为一门学科的红学还有相当的距离。清代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的一些说法主要是一些传闻，还谈不上是学术研究；清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版本的初步研究，但那是小规模的，研究的版本对象也只是少数的几个版本。虽然清代已经出现了“红学”这个词，但那是作为开玩笑说出来的，同样谈不上是研究。真正运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系统地、全面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的是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他在《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上提出了六条重要的结论，在甲戌本、庚辰本、程本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胡适的红学范式建立以后，对后来的红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纠正了胡适的一些片面的或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胡适在《红楼梦》文献研究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和划定的基本范围，依然是今天的《红楼梦》文献研究的基本命题和范围。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对“红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成绩这一方面来看，余英时当然不能与胡适相比。胡适在《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的考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余英时的红学论著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另一篇是《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他在红学上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对《红楼梦》研究的转向问题作出了探讨，即提出了所谓“红学革命”的问题。但从对学术史的影响来说，余英时的“红学革命”与胡适的“新红学”一样，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

　　另一方面，无论是胡适的“新红学”还是余英时的“红学革命”，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学术理念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清晰，但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盲点，引起了一系列的误导，胡适的“新红学”范式和余英时的“红学革命”范式一样，都是既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观念、新视野、新领域，同时又把后来的研究者引入了歧途，连一些从事红学史研究的学者也人云亦云，重复他们一些不科学的方法或论断。这样看来，对胡适“新红学”和余英时“红学革命”的本质、价值以及他们的危机进行深入的辨析，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