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5000年，美国历史200多年。在历史学者牛大勇看来，“我们(的历史遗迹)呢，我敢说，我们没有美国保存的多”

教学方法：没有霸道的老师

　　1992年，我去了美国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作为职位博士进行访学。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感到吃惊。

　　我的一个老师，叫裴宜理(Elizabeth　Parry)，研究方向是中国群众运动史。她给我讲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到“文革”这一段历史。我到她那里起先是希望学习关于这段历史的系统知识，不料一堂课下来，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整堂课她都在讲最前沿的不同流派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东一家，西一家，莫衷一是。而裴宜理自己似乎从课堂上消失了。

　　后来我渐渐发现，这是中美历史教学的最大不同。1997年，我去了哈佛，得知哈佛校训中引用主教曼德尔·克雷顿(Mandell　Creighton)的话，方才彻悟：“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一：使人常惑常问”。

　　哈佛大学对一年级本科生并未严格划分专业，学生必须选择6个领域的核心课程。历史学即属其一。哈佛大学的学生虽然必须学习历史，但他们可以在《1850年以来的现代非洲》、《1945年－1975年的美国与越南》等约31门历史课程中任选一门。

　　美国的历史教育，是想培养出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中国不是，中国老师会尽其所能，灌输给你最完整的知识。作为学生，你最好诵记于心。这些都是“上面”或导师整理好的体系，你就学这个，这个就会成为你以后工作和做人的基础。

　　哈佛老师批阅学生论文，最好的评价是：“这个学生给我的知识比我给他的多得多”；最差的是：“这个学生没有给我任何新的知识”。

　　基于此，我那里的历史课看来不繁重，一周一节一小时的课。但辛苦在课外。你要在这周完成的阅读量估计在200页以上。光读还不行，第二周，讨论开始了，人不多，20个左右，一个多小时内，每个人都要发言。如果你讲的东西尽人皆知，谁会听你的？所以，这一课，就是检测学生在这周有没有自己的发现。

　　美国老师会让学生上台讲，开始我很不习惯。讲什么呢？课本上都有的东西讲来有什么意思？那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开拓新知识的意识。

　　回北大之后，我意图尝试美国式的教学方式，但异常艰难。首先，学生选修课程非常多，少则10门，多则二十几门，没有人会为一门课花这么大心思。美国本科生，四年估计就三十多个学分，平均一学期，四门课就够了。其次，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还习惯于老的教学模式，谁会来选我的课？所以，我现在最多只是在细节方面作一些调整。

教材：没有统编教材

　　据我所知，美国历史教学没有所谓“统编教材”一说。政府对学术思想和大学教育基本是不管的，自主权完全下放。

　　学术界似乎也没有编写教材的意识。有的历史书，会标明“适合大学生阅读”之类的提示。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声称他的书要被全国统一采用。美国这方面是不讲统一的，而是追求不同。你的书必须有旁人没有的内容，才有出版价值。

　　另外，编写学生读物，即便非常出名，也不能为作者赢得学术名声。能否被学术界承认，不是看教材，而是看专著。这和中国稍异。

　　同一历史问题，诸多学者都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导师有权择其一隅，备为教案。举例子说，这门课是讲美国独立战争史的，那学生就会被告知，哪些书籍可以拿来学习。可能这节课老师讲某本书的第二章，下节课就变成了另一本书的第三章。

　　我留学时，曾寄居在一个美籍华人家庭，我免费带他们的孩子，他们让我免费住宿。我白天带着孩子，以为晚上可以好好读自己的书。没想到这孩子拉着我去泡图书馆。我才发觉，哪怕在小学，教科书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孩子要完成作业，还是要到图书馆。

　　回过头来想，美国政府对历史教学貌似不闻不问，实则做得很巧妙。1992年，苏联解体不久，独联体成立。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他们的历史都没有被美国人专门研究过。美国政府马上向一些大学拨款，鼓励它们设立相应的研究所，并在这方面设立很高的奖学金，吸引生源。因为有钱，之前只是对中亚有过泛泛研究的人，这下子就真跑到阿塞拜疆去了。归国后，很可能就成了美国政府智囊团的一员。

　　我在哈佛时，丝毫感受不到美国政府正在宣传它想要的东西。而是学校突然有了某个奖学金项目，鼓励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奖学金的名头绝不会是什么国家奖学金，而是什么福特奖学金之类。其外在面目是纯民间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