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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靖
最近在网上读到钟伟先生一篇文章“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标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号，但结果却是确定的感叹号，“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此文一读，便感觉到了钟先生的一排铁的牙齿，“和谐”全无。钟先生以治疗爱滋病的鸡尾酒疗法的逻辑“雄辩”地告诉穷人：“就深重的人性和道德而言，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具有和抗艾滋病药物一样残忍的属性，你付不起钱，就得挨饿挨冻露宿生病勉强撑着；或者你付不起足够多的钱，就得在衣食住行医疗娱乐各方面更加节俭和粗陋一些。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几乎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
钟先生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点策应了茅于轼先生的“收入扩大”理论。但同时也向国民，特别是穷人展示了“市场经济”残酷、冷血、恐怖的一面。并对农村，特别是“爱滋病村”的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辍学的悲惨家庭作了一个“理性”的注解。这实际上也就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从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都充满血与肮脏的东西”。这可能是钟先生这篇文章的重大价值。哪些极度讨厌马克思主义，而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学生、先生们可能会对《资本论》发生兴趣。因为如果茅、钟二人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100多年前的马克思的确就是“先知”。因此钟、茅二先生显然帮了“左”派的大忙。茅、钟一方面向人民展示他们宣称的“市场经济“的美好图景，同时却以“规范”的“宏、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等雄辩证明“收入差距扩大”必然性、“付不起钱就得死”的必然性。民众究竟相信什么呢？前者是一个不能充饥的“画饼 ”，后者是一个铁的现实。并非傻瓜的民众，若诚惶诚恐地看完茅、钟的文章，相信唯一的结果是“举起森林般的手”拒绝茅、钟宣称的“市场经济”。
不仅中国民众会拒绝茅、钟的“市场经济”，而且，其他国家的民众也不会喜欢这种“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英国在17、18世纪初就建立了《济贫法》和《新济贫法》，开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保障的萌芽。二战以后，英国迅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更浓厚的“福利国家”，为英国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保障。随之，“福利国家”模式迅速在欧洲扩散。这是什么性质？是“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吗？”，不是！恰恰相反，在“福利国家模式下”，正宗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的NHS将向所有的，包括付不钱的英国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付不起钱也不会死”。这才是英国“市场经济”的真相。钟先生以鸡尾酒疗法的市场逻辑，以点及面地推断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付不起钱就得死！”，实在是歪曲了英国等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真相。
在实际生活中，穷人并不会因为患爱滋病而去谴责“鸡尾酒”疗法的昂贵，更不会不切实际地去谴责专利制度和昂贵的专利费用。对此，钟先生显然低估了普通民众对“产权”的理解和认识。更不知道民间有“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不食嗟来之食”之“产权”说法。故喋喋不休地对民众进行“知识产权”理论的说教，以让穷人老老实实地“付不起钱就去死”。这实在有点多余。就像一个小学生苦口婆心地向一个老农民教授种田常识一样可笑。另外，专利制度保护鸡尾酒疗法的知识产权以及相应的商业利益，但是并不保护研制者对爱滋病药品的垄断。当另外的治疗爱滋病的药品、方法研制出来以后，不管廉价还是昂贵，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竞争最终都会使药品的价格降下来，也会使专利的价值降下来。从而使越来越多的爱滋病患者不会因为贫穷原因而死亡。就好比青霉素在今天成为一种价格低廉的普通药物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看，市场经济的专利制度与穷人并不矛盾，与富人更不矛盾。钟先生何苦非得要论证“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呢？其实“付得起钱”的人也得死。
爱滋病是个人的私事，但现在已经蔓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直接降低了社会的福利水平，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因此，对付爱滋病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必须依靠社会的正义和政府的力量。这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了共识。但是种先生居然敢说：
“各国政府可以考虑资助制药厂的研发，并实施更为松弛的专利保护，这样新药研发的风险部分地由政府来承担，或者，政府不对厂商进行补贴，而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即直接对抗艾滋病类药物提供财政补贴，这样新药价格应该有望显著降低。很遗憾，这样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因为政府给予制药巨头的资助只能来源于税收和举债，因此接下来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政府和药厂之间的资助交易不会导致严重腐败？为什么全体国民必须降低整体福利水平，去支付救助艾滋病者的成本？这样延续深究下去，可能会产生对政府职能和传统道德的深重危机感。”
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为了避免“腐败”，为了不降低“整体福利水平”，就不应该用公共财政的钱去救助爱滋病人。但是，不救助爱滋病人，就能不“降低整体福利水平”吗？
幸好中国政府选择并遵循了负责任的文明发展路径。2005年春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河南省上蔡县看望和慰问艾滋病患者。温家宝说“艾滋病使我们的孩子失去了父母，老人失去了儿女，毁灭了许多家庭。但是，我们应该互相关爱，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这条消息在电视上播放出来以后，除了钟先生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谁会由此产生“深重的危机感”呢？
市场经济再伟大，也必须服从于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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