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题为《亚洲汇率制度调整》，由高盛亚太经济研究部主管Sun-BaeKim主笔，在报告中他认为，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继续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此影响下，由于亚洲国家间愈加紧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其他国家货币无法继续挂钩美元，于是将纷纷与亚洲货币占重要地位的一篮子货币挂钩，“亚洲地区的汇率政策将更趋灵活，而中国在其间则是‘催化剂’。”他强调。

　　“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对区域和世界经济都有益处”，该报告指出，“一方面能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能更好拉动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以及为全球失衡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平台”。

　　Kim在报告中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促使亚洲国家不得不进行这场货币制度调整。从外部而言，亚洲国家此前倾向于采取汇率低估，从而带来了大量贸易盈余，其结果就是导致全球失衡加剧且无法持续，“如果说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是无法持续的，那亚洲国家的巨额贸易盈余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全球再度面临严重的失衡问题，美国作为问题的核心，其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超过GDP的6%，但该报告也提醒，作为问题的另一面，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也高达美国贸易赤字的60%，“没有亚洲的参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只能是空谈。”

　　而从内部原因来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面临着压力，近几年一个奇怪的困惑就是，强劲的出口增长失去了对国内需求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以出口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却无法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难以产生更大的潜能。

　　报告认为，亚洲国家历史上一直采取“中心-外围”(centerperiphery)的汇率管理模式，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策略的重要基石。这个模式的表现就是，作为“外围”的亚洲各国货币，程度不一地牢牢盯住发达的“中心”货币美元，且多采取币值低估的方式。

　　“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只能通过固定汇率所盯住的美元来传达，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副产品则是，过度依赖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Kim强调，“虽然从该区域高速工业化进程来看，这种模式具有一定效果。”

　　但这份报告同时指出，这种模式对非贸易领域有着持续的“挤出”(crowd-out)效应，国内需求因此受到压抑，常常表现为非贸易领域的投资率大幅下挫。

　　该报告还认为，币值低估会给中国带来投资过热以及非贸易领域(如房地产)价格持续的上涨压力，因此，更灵活的浮动汇率政策有助于避免周期性经济大起大落，“7月份的汇改措施，可说是中国汇率制度结构性调整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