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建立学术信用制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学术秘书孟辉在座谈会上透露，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学术道德委员会经过主席团批准，正式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我国科学道德问题的报告。

    她介绍说，这是道德委员会联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几方面专家共同调研后形成的报告，对当前国内科技界存在的问题、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建议。相关部委已经收到了该报告，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不久后，该报告可能会向公众发布。

    孟辉表示，在科技管理体制和科技政策方面，国家要下大力气。“与科技发展相比，有关方面在观念和行动方面相对滞后，片面追求政绩，急功近利。过多的以政府管理代替科学界自我约束与科学家民主管理，对科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孟辉说，政府管理部门行动滞后是个大问题，比如说评奖制度和办法、重大项目的评审办法，很多人早就提出来进行讨论，而且讨论也不是一两年了，可是几年来改进并不大。

    科技部信息所总工程师武夷山也表示，世界各国都重视科研道德和学术道德，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和政治一直不分。如果适当的标准建立不起来，学术界不像学术界。

    他说，学术成功的标志是得到同行认可，而政治上成功的标志是得到领导认可。两者评判的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一致。“如果不经历一个划分的过程，学术界水平就很难提高。政府方面只有适度放权、放手，才有利于培育高质量的学术界。”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所长田静则建议，要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科研项目专家评审资源。他介绍，有关部门正在建立专家资源库，以后在组成项目评审委员会时，可以采用随机抽取专家的办法。“如果这一制度可以真正实施，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来说，将是一个好消息。” 其次，需要建立专家学者的信用制度，比如说某位专家参与了某次重大项目的评审工作，如果项目最后出了问题，他肯定是要负相关责任的，“不能只是签了字，领了红包，就不管了”。

    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研究员樊洪业说，科技界应该讲究自己的层级，按照人才培育规律形成层级，从大学生到研究生，到博士生，再到科学家，而不是讲究领导干部的部级、局级和科级。在这个层级中，院士肯定是最高级别的。院士曾经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当选后应该在其他方面起主要作用，包括对科技发展方向的研究、项目评审、院士咨询等等。他同时强调，今后国家应该根据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院士总量进行控制，“如果数量上不控制，质量上恐怕会有问题”。（记者 李健）

学术腐败何时休？

    学术道德这个老问题又被拿到桌面上讨论了！在其他不少场合，这个问题也曾被一再提及，但这次的主角是一群德高望重的院士。

    更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属于圈内人私下的谈资。哪些人破坏了学术道德，已成圈内公开的秘密。可在面对圈外人时，他们多是沉默。没几个人愿意戳穿“皇帝新衣”，因为说真话的代价太大。

    在学术界，得罪一个人，就等于得罪他的老师、同学、好友……最后得罪的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实际上，得罪一个人就等于得罪数不清的人。这意味着举报者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会被穿小鞋。

    十几年前，学术批评网创办者杨玉圣，以真名批评自己当时所在高校一位老师抄袭别人的文章。没想到，这件事情引起巨大反响。后来，杨玉圣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杨玉圣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如今，他开玩笑说：在学术界，自己得罪的人可能最多！

    上个世纪80年代，与学术规范有关的问题曾经被列为边缘话题。公开谈论、揭露种种不规范现象的学者还是少数，比如陈平原、杨沐、邓正来等。如今，这个问题成了大众话题，有关学术种种不端行为的内幕越来越多地被公开，但步杨玉圣后尘的人却不多。

    在这些被公开的内幕中，大多数信息提供者并没有署上真实姓名，其中也不乏利用匿名打击报复自己对手的人。多数人是因为不敢或不愿露真名而招致太多的麻烦。

    不管怎样，杨玉圣等人仍在致力于学术规范。可是，他们在揭露一个又一个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同时，又一批学术不端行为接着出现了，还有更多的不端行为隐藏在冰山下。教育部去年曾经出台学术规范的有关条例，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因为并没有相应的惩戒措施，学术又何以能规范？（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