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中国青年报消息：在首都科教界“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上北京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马重芳讲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故事。“这种事情现在还有，为了拿到钱，科研人员弄虚作假。在座各位还在拿科研经费的很少，否则，有些事情不愿意说，因为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任何事情也做不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也表示，“现在我不需要科研经费，项目也搞得少，有些话该说一些。”与会近20位专家学者纷纷指出中国科技界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个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科学时报》社共同举办。就在召开座谈会的同一间会议室，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1月17日，不到20天内，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先后视察中科院，在这里听取了工作汇报，对中国科技创新提出了希望。

为什么大家不愿请何祚庥评审项目

    “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当前学术生态问题值得关注。

    据何祚庥了解，科技工作人员跑项目、要项目的现象严重。“跑项目、要项目是需要进贡的。这些事情十几年前就出现了，拿到项目的人一定要返还一部分钱给审批项目的人。”

    他说，每次评审工作后，申请人都会弄一些信封，这些不署名的信封里面装了钱，“不要问这钱送哪儿去了，没有名目的，说是交通费，可数目远远比交通费多。申请人会给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都送，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事情”。

    有时候，某些领导会提前暗中指示。“领导跟某些部门达成协议，甲方支持了乙方的项目评审，乙方也会报答甲方，在以后的项目评审工作中支持甲方顺利通过。”

    这种情况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对项目选取的公正、透明产生怀疑。何祚庥说，在自己参加过的一些项目评审中，他敢于说一些真话。但他同时也承认，说真话的结果，就是各个单位做项目评审时，再也不请他了。“现在很少有人请何祚庥到场了，几乎没有，生怕我说一些话，不方便他们进行利益分配。”

    何祚庥院士说，比如“受控热核反应”项目，过去有些院士写报告分析该项目真正实现还很遥远，产生发电效益还很晚。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报告分析时是一种意见，到了申请要钱时却是另外一种意见，说该项目二三十年就可以实现。“这样对待科研项目评审工作，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有专家分析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资源分配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庞大的科技资源审批权力，集中在个别部门，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国家科技发展远景目标，成了科技工作者关心的问题。

    何祚庥说，从理论上分析，资源过分集中就会导致权力部门失去监督制约，特别是分配钱的部门，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一个部门来分配资源，由一个部门来指挥所有的科技项目，肯定很困难。一些过分集中、又失去监督的管理办法，不利于学术生态发展。” 

学术圈子里的关系圈子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浦生说，在我国科技界的学术圈子里，复杂的关系圈子，正日益严重地影响着科技的正常发展，“关系圈子导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利益关系。比如说血缘关系、师生关系。王浦生解释说，项目评审时，如果申请人和评审者关系密切，“可能是评审者的孩子或者学生，或者很亲密的朋友”，只要存在这样的关系，必然的利益联系可能会导致科研项目评审工作的不公正和偏见。

    其次是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据了解，目前几乎所有科学研究项目都有企业资助，而当企业对科研项目进行大笔资助时，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很可能会受到赞助单位的影响。

    比如，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却说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因为自行车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更多废气”。

    再次是通过公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关系，这在中国尤为普遍。王浦生说，本来科研项目申请人和评审者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为了项目评审顺利过关，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手段和评审者建立关系。

    王浦生说，面对关系圈子中的利益冲突，国外一般都制定了回避制度。比如，申请人和评审者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曾经有过合同关系，在评审项目时就需要申请回避。“评审前，项目申请人主动提出哪些人需要回避，如果没有提出，一经查出，评审者也应该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评审制度的公正，否则，很多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种利益冲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