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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十七岁拿起结他之後，家驹开始了他的音乐生命。他的音乐植根於“乐与怒”，最初的Beyond，是一支重型地下摇摆乐队，但後来为了迁就市场需要，不得不作出妥协，但那份反叛的“乐与怒精神」，却一直是家驹的精神支柱。或许是悲哀，或许值得庆幸，家驹的最後一张唱片，名字也是《乐与怒》，家驹死後，这分“乐与怒精神”，有赖Beyond的其他成员延续。一九八六年一月，Beyond自资出版了《再见理想》大碟，为他们的未来作了一个注脚。以家驹的说法，《再见理想》是一个开始，也是个终结……一九九三年七月，Beyond又要面临另一个开始，又或者，是另一个终结。What is Beyond（以後又如何）？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

　　在香港早生十年

　　所谓“成功”——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结合，自然风送腾王阁，水到渠成，将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三者欠其一，遂有怀才不遇，壮志难伸之叹。

　　香港的“Beyond”，是处於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空间、错误的人群。出道十年，即使主音歌手黄家驹，意外身亡，成员之一的叶世荣，仍坚持乐队一贯的骄傲：看不起香港乐坛，而且不介意你知道。

　　代表欧美文化，最前卫部分的“摇摆”乐，於香港的定义，很可能只限於留长头发，在台上狂叫狂跳，各位已震撼到不得了。

　　比日本晚了近十年。

　　当今香港乐坛，所流行的“四大天王”，其实即如十年前，日本的偶像时代：近藤真彦、田原俊彦、野村义男之类。

　　歌迷一样疯狂、传媒一样追捧。

　　但。

　　渐渐，时间流逝，都市文化愈来愈成熟，人心思变。

　　偶像满足不到新一代的心灵，九十年代日本，男的虽有“平成御三家”：吉田荣作、加势大周、织田裕二。女的有“三Ｍ少女”：宫泽里惠、牧濑里穗、观月雅丽莎。

　　不过论声势与影响力，俱远不及当年“御三家”第二代（西城秀树、乡裕美、野口五郎）；或“花之三人组”（山口百惠、森昌子、樱田淳子）。

　　在日本，崇拜偶像的时代，亦一去不复返。

　　二十世纪末，一九九三年，统治全日本人民的心灵，是“Borderless Sound”（无界限声音）。

　　歌如其名，浑然大成，已不再拘泥於偶像、流行、摇摆、Ballade、Funky、甚至Rap等任何形式。

　　目前日本流行榜前十名，几乎全给这类歌手包办：“B'Z”、“Zard”、“Dreams Come True”、“T-Bolan”、“Wands”、“Baku-Fu Slump”、“Unicorn”、“Lindberg”、“Zoo”、大黑摩季、小野正利……等等。

　　你会发现，你们多用外语名字，不用日文，是急切摆脱日本社会桎梏的一种象徵。名目五花八门，受欢迎的因素则如一：高度创作性、对时代、社会、生命等质疑，音乐才华非常全面。

　　而香港的“Beyond”，应属於他们之一。乐队超前十年，而观众落後十年，都咪话唔悲剧。可以声大大说：“社会的错。”

　　日本经理人制度

　　不要将自己处於不适当的环境中。

　　冲出去。

　　於是约一年前，“Beyond”正式登陆日本，在经理人公司“Amuse”、唱片公司“Fun House”协助之下，全力在当地发展。这决定并没有错。

　　音乐是国际语言，最初，日本人听不懂“Beyond”的广东话歌词，仍一样迷上其旋律、声线、音乐编排等等。

　　但创作音乐，唱歌灌碟是一回事。将这些歌，推销至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又是另一回事。创作要自由，卖歌则要严谨的制作、宣传、市场策略、以至行政管理。

　　经理人代表歌手，向各方面打交道，令唱片更畅销、歌手更多知音，当然亦因此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游戏规则。

　　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则是艺术

　　由於日本的音乐市场庞大（仅次於美国），经理人公司的规模，亦相应增加，而日本人的民族性，处事特别认真，令旗下艺人，往往有受束缚之感。

　　他们照顾艺人，真的是亲如子女，无微不至，但这种家长制，亦促使艺人反叛。

　　尤其是搞创作这一行，最不甘受管制约束，俗称“艺术家脾气”。故，成名之後，艺人经常与经理人冲突。 像泽田研二、小柳榴美子、西城秀树、药师丸博子；以至近年的松田圣子、南野阳子、中森明菜等。千方百计要独立，不惜与栽培他们的经理人闹翻，甚至弄得恩断义绝，公开决裂。可惜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一回事。

　　香港的经理人制度，则尚在幼稚园阶段，这种现象犹未普遍。但“Beyond”一过去日本，问题开始浮现。

　　至黄家驹意外身亡，香港、日本两地的矛盾，更尖锐化。

　　香港人不明白——为甚么出事後，“Beyond”成员保持沉默？回避传播界？甚至有指摘，认为是日本的经理人制度，或富士电视，“害死”黄家驹云云。可知世事凡有闪失，最方便，快捷的方法，是找藉口。 拣出一头代罪羔羊，将所有过错往它身上推，然後一刀宰了，以谢天下。从此心安理得，一天光晒，回家睡个好觉。不反省、不检讨——是谁容不下“Beyond”？是谁容不下一把说真话、有真性情的声音？

　　今次黄家驹之死，“Beyond”歌迷反应之激烈，对平时只知道有“四大天王”的香港人，应是一个启示。此後何去何从香港太小了。以後，歌手（或任何一类艺人）向外发展，不论北上中国；往日本、台湾、或东南亚，一定需要有经理人公司辅助。否则只是跑码头，江湖卖艺，闯不出局面。

　　黄家驹死後，“Beyond”若继续下去，更需要经理人公司的支持。

　　意外发生在富士电视台，先不追究赔偿或责任问题，这个尚待警方及保险公司处理。

　　“Beyond”在日本初起步，经理人及唱片公司，在他们身上，投资了大量金钱、时间、感情。尽管家驹丧生，乐队不容易解散，这并非只是三个成员的事，更牵涉到多名员工的生计。

　　会有新Beyond出现？

　　日本人有时不重法律，而讲“义理”——即人情世故，彼此间一种基於信义的相处。在东京富士电视台，访问过发言人山本政己，曾明确表示立场：不打算与“Amuse”经理人公司，在任何情形下，进行法律诉讼。

　　因此据揣测，富士可能会提供助力，予黄家驹时代之後的“Beyond”，作为另一种方式的赔偿；“Amuse」则继续全力以赴，推动“Beyond”在日本的发展。但最最最重要的，是余下三位成员：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可有斗志、或足够实力，去接受新挑战？

　　原本的“Beyond”班底中，家驹的才华最全面：声线好、能曲、能词、是整个乐队的灵魂。黄贯中的乐器演奏技巧高超，亦有创作力，可惜较少唱歌。家强可以唱，但缺乏当主音歌手、乐队龙头的自信。

　　世荣外形讨好，受女歌迷欢迎，不过作曲方面的能力，尚待证明。无论以後的发展如何，肯定的是，与家驹时代必有分别。因为音乐反映个人的思想、修养及感情取向，换了一个人，当然亦换了风格。

　　可以想像没有约翰连侬的“披头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