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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历史省察及国际贡献
2015-09-22 13:49:57   |   来源:人民网   |   编辑:王瑞芳   |  

  编者按: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上,二战战胜国均以不同方式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中国于9月3日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70年来,中国积极融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崛起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者。面对当下日益变动的国际格局,中国呼吁国际社会以史为鉴,维护二战胜利果实,恪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国际法文件精神,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此,杂志特邀专家学者就以上话题进行阐述,以飨读者。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国际社会以反法西斯同盟为基础成立联合国组织70周年。时光荏苒,流年似水,人类社会沧海桑田,世间万象物是人非。然而,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护世界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国内战争中被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窃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10月,新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与权利的斗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开始参与联合国事务,并通过与联合国广泛合作,步履铿锵地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为争取恢复合法权利而斗争,坚定树起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已经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以社会主义为前进方向的新中国,在外交领域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致使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西方世界,而有利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民主和进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新中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为恐惧和不安。它们玩弄各种外交手段和花招,千方百计地阻止新中国取代蒋介石集团进入联合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百废待举,医治战争创伤、休养生息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但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在积极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同时,热切期望能在广泛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和影响,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新中国刚一成立,便接受苏联建议,开始谋划加入联合国事宜。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要求立即取消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权利。苏联和东欧各国当时大力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波兰驻联合国代表因为赖伊秘书长处理此事表现消极,向联合国提出了抗议。

  1950年1月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建议,指示国内,由周恩来总理以中国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长及安理会各理事国,再次要求联合国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中开除出去。苏联按中苏双方商定的计划,在联合国提出了支持中国的议案,同时发表声明,在联合国开除蒋介石集团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但是,由于美国的操纵,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否决了苏联的议案。苏联以不惜分裂安理会为代价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策略,没有取得成功。

  新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首战不利,但新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努力。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以中国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质问安理会何时开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他同时告知赖伊,中国已经任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并且已经着手组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后,周恩来又连续电告联合国,中国政府已任命冀朝鼎为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任命孟用潜为驻托管理事会代表,任命伍云甫为驻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代表。他严正要求联合国尽快驱逐蒋介石集团在这些机构的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代表当时为声援新中国,相继退出了联合国的上述机构,中止了与联合国这些机构的合作。

  迫于中国和苏联东欧各国的压力,1950年夏,联合国秘书长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到各国进行外交斡旋,并与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进行正式磋商。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对新中国争取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更加不利。尽管如此,当年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时,中国政府仍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会议首席代表,并致电赖伊,要求为张闻天等人办理赴会手续,同时还对联合国继续容留蒋介石集团表示强烈不满。为尽快实现进入联合国的目标,周恩来当时还会见了印度驻华大使,请求印度予以支持,印度确实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所有这一切,都因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顽固阻挠而未能奏效。

  1953年朝鲜停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某些新的变化。中国得知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后,立即指示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秘密会见哈马舍尔德先生,向他介绍新中国有关情况,希望新秘书长到任后,能够帮助中国打开进入联合国的大门。美国为了将中国阻挡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于当年11月提出了“由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而由国民党中国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议案,试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破坏和瓦解新中国的外交努力。在这个事关主权和尊严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坚持原则,毫不妥协,断然拒绝美国的外交圈套。中国始终强调并坚信: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现实终有一天会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

  依靠正义力量支持重返联合国,迈出走向世界大舞台的重大一步

  整个50年代,美国严密控制着联合国。它玩弄“暂不讨论”的程序性手法,一直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进入60年代,联合国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议案。这时,美国玩弄新伎俩,推动联大通过了中国席位问题需有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案”,中国继续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

  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成功建交。美国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开始破产。当年联大表决“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时,中国的支持票首次超过反对票。但美国搞的那个“重要问题”案依然有效,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提案被视为未获通过。

  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60年代前期,他曾两次与美国友人斯诺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应该是新中国而不是蒋介石。“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他还说,“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实际上,毛泽东说的是气话。当斯诺问他,“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时,他明确表示“不能”。毛泽东指出,“不管美国承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1]

  1961年,毛泽东还对印尼总统苏加诺表示过,中国不进联合国,是“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他说,“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2]

  1971年7月,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7国代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逐出联合国的议案列入当年联大会议议程,被大会采纳。美国负隅顽抗,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备忘录,要求联合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存的事实,而不要在两者间做出选择,企图以“双重代表权”方式制造“两个中国”。针对这一恶劣行径,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一表态使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中国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1971年的第26届联大共有三个提案需要表决:一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提案,即“两阿提案”;二是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把取消“中华民国代表权”作为特别重要问题、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赞同不能通过的提案,即“重要问题案”;三是美国、日本提出的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并享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但“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的提案,即“双重代表权案”。

  大会表决前的辩论十分激烈。当时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曾任阿首任驻华大使、时为阿尔巴尼亚外长的纳赛,代表“两阿提案”国发言,猛烈抨击美国先是长期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要求大会以简单多数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两阿提案”支持国的代表纷纷表态,批评美日等国的提案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原则。

  10月25日大会表决时,首先表决的是美日等国的“重要问题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美国代表不甘失败,竟要求大会在表决“两阿提案”时删除“驱蒋”内容,被大会主席所否决。随后,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两阿提案”通过后,美日等国的“双重代表权案”即成废案。联合国根据“两阿提案”表决结果,做出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出去。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国际正义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实际情况是,“两阿提案”23国中,非洲国家共12个,另有7个亚洲国家,3个欧洲国家和1个拉美国家。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当时对华友好,起了较大作用。南斯拉夫和古巴虽与中国失和,但联署了“两阿提案”。苏联与东欧各国与中国关系严重恶化,但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立场明确,全部投赞成票。那时,苏联在联合国拥有3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单独成为联合国成员,各有1票),支持中国功不可没。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1972年实现了对华邦交正常化,但1971年时追随美国搞“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为阻止中国回到联合国顽抗到最后一刻。

  中国高举团结反霸大旗,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主要代表

  新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获胜后,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连夜召集开会,研究部署组团去联合国事宜。毛泽东指示国务院领导和外交部相关人员,要准备好在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志气,灭超级大国威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3]

  1971年10月29日,中国政府就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已经破产。声明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宣布,中国将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11月8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国务院领导和外交部相关人员开会,叮嘱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后要搞好调查研究,搞好国际统一战线,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遇事平等协商。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总部,包括苏联东欧国家代表在内,共有57人上台发言,都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团长豪情满怀,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同时表示,中国希望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1971年中国回到联合国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矛盾错综复杂,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形势严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自然而然地当成了参与联合国事务、开展联合国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譬如,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后不久,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中国在联合国激烈抨击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美国持续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国在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和战略政策,全力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全面裁军、中东冲突、葡萄牙入侵非洲、非洲种族歧视等问题上,中国都主动充当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角色,积极承担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者的使命,推动联合国通过不少反对霸权主义、抑制强权政治的决议,受到第三世界普遍欢迎。

  当时,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新变化、力量对比新态势和中国对外战略新要求,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认为美苏两国是第一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其余国家为第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是国际斗争的核心任务。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全面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回到联合国之初,对联合国的认识还有很大局限性,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把联合国视为美国的工具,或是美苏勾结的场所。1972—1975年间,中国先后恢复了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万国邮政、国际民航组织中的席位,逐渐开始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易与发展会议、环境规划署以及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活动。总体看,中国当时对这些联合国附属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了解不多,参与活动主要是熟悉和了解情况,远谈不上发挥多大作用。

  中国最初对联合国事务不了解不熟悉,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即长期回避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活动,不懂得利用这个平台宣传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巨大意义,不敢触及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等敏感问题。对国际裁军问题,多持怀疑立场,而不是主动参与和发声。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恪守反对外部干涉的传统立场。反对联合国介入任何国家的内部冲突,坚持不承担财政义务。由于这些原因,回到联合国最初五年,中国在安理会投票表决重大问题时经常回避投票。不投票率高达29%,居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首。

  广泛参与联合国事务,担当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国家的对外战略和策略实现全面调整,中国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进一步被打破,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态度和力度也发生重大变化。

  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进行合作,该署以五年为一周期,向中国提供相应的援助。中国与贸发会的合作逐渐丰富起来,涉及商业、贸易、外国投资和经济全球化区域安排等诸多领域。中国与粮食计划署的合作,也渐趋活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使中国第一次切实感受到国际合作的意义。这两个基金三十多年,分别向中方提供了大约2.2亿美元和4.9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1980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从此成为其最大受援国之一。这一年,中国还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工作会议,随后派出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1983年,中国开始加入国际劳工组织、世界旅游组织。80年代中后期,中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成员国,成为联合国人居署中心委员会成员。中国在联合国内外的作用和影响,与70年代相比已明显提高。

  1985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中国政府总理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对联合国的新认识,这就是“世界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世界”。1986年春季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首次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进行的各项工作。1986年秋,中国外长在联大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事务,包括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时,中国已全面参与到联合国事务中来,从和平利用外空到海底资源开发,从科技文化交流到儿童防疫和艾滋病防治,联合国各机构各部门都有了中国代表和中国声音。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联合国所属机构和相关组织,譬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受到了中国的高度重视。

  对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彻底改变了一直将联合国维和视为干涉内政的旧思维,明确表示,凡是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开展的有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于维护有关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和平行动,中国都将认真对待和研究。基于这一立场,1981年,中国投票支持延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和行动期限,并从1982年起,接受联合国维和行动费用摊派。1986年中国确认,“维持和平行动已经成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地区冲突的缓和及争端的和平解决”。1988年,中国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从此积极参与全球维和行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走向多样化,但国际形势仍然复杂多变。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工作方针。实行这样的方针,要求中国必须坚持不当头、不扛旗、不结盟、不称霸、广交友、少树敌,尽最大可能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1995年,中国国家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这表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将更加积极和主动,与联合国合作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做国际秩序变革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21世纪来临之际,面对国际力量对比和自身发展需要,中国对“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需要联合国”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和理解。2000年,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发表讲话,认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作用“不可替代”。“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4]

  2001年,中国经过14年艰苦谈判,加入了与联合国关联度极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愈加广泛。联合国组织对中国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出。2005年,胡锦涛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提出“和谐世界”构想,表明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负责的大国角色。事实确也如此。在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同时,中国参与了巴以冲突、反恐合作、非洲问题、阿富汗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格鲁吉亚问题、叙利亚战乱、乌克兰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所有重大议题的讨论。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联合国2005年成立的建设和平委员会组委会成员。为支持该委员会活动,中国在已捐款300万美元的情况下,又于2010—2012年再捐300万美元。2006年,联合国成立互联网治理论坛,秘书长创立移民与发展论坛,中国均积极支持其活动。对9?11事件后联合国成立的“文明联盟”,中国采取建设性立场,自2007年起开始参与其对话活动。

  中国对联合国的“人权”议题已经无所畏惧。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密切合作,至今已加入27项人权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麻醉品委员会、原禁毒署以及现在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都有良好合作关系。中国还加入了有关难民地位的国际公约,在难民保护问题上与难民署密切合作。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可以说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高质量,基本没有“空白点”。

  近年来,联合国自身改革问题日益紧迫,争论也日趋激烈。中国支持联合国顺应潮流,进行必要改革,以增强应对新挑战的能力。但是,联合国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应是加强权威,提高效率,强化职能,包括精简机构、削减冗员、克服官僚主义等。对于安理会改革,特别是增加常任理事国,中国主张以会员国高度认同、协商一致、全体支持为前提,否则就会分裂联合国,撕裂国际社会,使现有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出现危机。总之,联合国地位只能提升不能矮化,权威只能维护不能损毁,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应当成为联合国改革不可置疑的指导思想。

  2014年,中国外长出席了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特别会议,承诺中国继续支持和参与维和行动。随后,他在联大会议上发言,号召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新挑战,提出了“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讲求公道”的“中国方案”。当年底,中国首次派出整建制步兵营到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至此,中国已累计派出2.5万维和人员,目前有2000多人在冲突地区参与和平值守。

  2014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粮农组织总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首次访问这两个重要机构。习近平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纵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阐释“中国梦”与弘扬中华文明之关系。李克强宣布了中国与联合国相关机构扩大合作的新举措。

  所有这些新动向,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高度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合国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展示自己独特外交风格、外交气派与外交风采的重要舞台。

  作者: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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