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成冤案的种种原因中，人们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细节：在佘祥林案进入省高院二审之后，“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好在省高院不为“民愤”所左右，于1995年1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坚决撤销一审死刑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避免了冤杀无辜。

　　而造成错案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发回重审后的两级法院，他们没有贯彻“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而是选择了“疑罪从轻”。而在“从无”

　　和“从轻”之间宣判，很难说法院没有受所谓的“民愤”的影响。亲人被害，其家属的痛楚可想而知，一旦执法部门认定了某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怒火就会转移到这个犯罪嫌疑人身上，而民间存在的“没有犯罪警察会抓他吗”的惯性思维，很难让他们保持理性和冷静，于是，以联合签名和上访等形式表达的“民愤”就随之出现，这在以往的案例中也并不少见。

　　这种失去法律判断的“民愤”固然有些盲目，但它表达了希望及早破案抓住元凶的迫切心情，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司法权威目前还没有在民间完全树立，一些民众对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有时会产生或多或少怀疑———但是，司法机关对这种“民愤”的理解也仅限于此，它决不应该反过来成为在事实上定案止争的依据。

　　也许面对数百人的签名和上访，短时间内没有正确的答案是一种尴尬，但无论如何，在司法者的心中，“公正”作为不可动摇的理想，永远是指导司法人前进的灯塔，除了公正，没有任何的利益可以寻求；为了公正，司法机关必须忍受暂时的不解和误会。

　　不过在当下，对“民愤” 司法人也不可置之不理，或者冷眼以对，对“民愤”的化解，司法人同样责无旁贷。以佘祥林案为例，面对联名签字和亲人的上访，有关部门不应在案情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草草结案，“息事宁人”；而应在案情侦破的每一个阶段，在不泄密的情况下，把相关情况告知受害人的家属，比如，通过身份鉴定，告知发现的那具尸体不是被害人，也可以告知他们在别的地方曾经发现过失踪人等情况。有理由相信，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做到这一点，民愤在事实面前会逐渐平息的，因为，将心比心，亲人和自己已经受到伤害，谁也不愿意再让另一个无辜者及其家庭再受到伤害。

　　为了应有的公平和正义，我们反对司法机关被盲目的“民愤”所左右，反对为了平息所谓的“民愤”而简单、武断甚至不惜牺牲司法公正造成错案；同时，对“民愤”的出现也要进行客观的分析，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化解———常说“相信群众”，不仅仅是相信群众能提供破案的线索，更应相信他们在追求公正的征途中，不会无理取闹，在正确的引导下，他们也会作出理性的判断。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