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南方都市报追踪了佘祥林冤案昔日办案人员的行踪，发现除了个别的已经辞世外，其他人员仍然从事政法工作。查看详情》》》

　　人生能有多少十一年，让一个无辜的人顶着杀妻的罪名冤狱十一年，确实让人愤怒，这些办案人员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反省，并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每个人也要秉承理性与自省的精神来反省自己：法治之殇，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有着一份责任。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官员。当佘祥林之妻被“杀”之时，几百人签名要求严惩，我也曾经是一名办案人员，这样的压力我们能够体会，在激情的支配下，封堵政府门者有之，抬尸游行、堵断公共交通者有之，四处喊冤有之。诚然，在感性澎湃的浪潮中保持理性是一个司法官应具有的最起码的素质，但是司法官也是人，人性的弱点，有时会使他们将民众加诸其身上的压力，转移到无辜者身上，他们这样做诚然应该谴责，但是施加这样不当压力的人也应该反思。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办案方式。人们现在可以指责办案人员当年没有使用DNA鉴定，但是作为一名曾经长期从事刑事工作的人来说，这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钱从何来？当年做一个DNA鉴定需要几万元，而捉襟见肘的公安办案经费未必允许这样的“挥霍”，我记得2000年山东检察系统规定命案证据必须有DNA鉴定时，我们非常羡慕，但是有时当公安人员差旅费都报不掉时，他们没有钱鉴定的解释，也会让我们这些审查起诉的人很无奈。当然，现在我们这儿领导重视了，办案经费有保障了，但是曾经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有什么样的管理机制就有什么样的办案方式。人的理性可以无限接近于事实的真相，但永远不可能等同于事实的真相，从这一点上“命案必破”是个不切实际的要求，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安工作的任务，也是各界考核公安，乃至于检察，审判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这样的制度性的非理性下，往往会使人做会与理性要求相悖的要求。

　　正是因为我知道认真办案的重要，我才指出对于办案不当影响的危害，我们在指责着办案人员的非理性时，我们也必须认真地反思我们的不足：在不完美的人性下，我们每个人都有完美自己的必要。

◆相关评论◆
·用制度迫使官员敬畏生命	·冤案，所有的人都应该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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