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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杨冬霞
中共两支笔——胡乔木和周扬

  

  胡乔木生于1912年,比1908年出生的周扬小四岁。早年,他们的革命阅历差不多,30年代中期同在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担任领导工作,所不同的是,30年代初期,胡乔木是在北平参加共青团,走上革命之路,而周扬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喝过“洋水”。他们都在1937年到达延安。胡乔木是冯雪峰介绍给毛泽东的,他比周扬早到几个月,最初在中央青委工作,是韦君宜等人的上级。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从此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

  1、周、胡二人两种气质风格

  1964年我去延安参观,看见胡乔木办公处所离毛泽东住地很近,可见他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动文墨的人。而周扬在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职务是1938年4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本是该院发起人之一,后来长期担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鲁艺”的教员、学生遍布全国,大多是各文艺部门的骨干及当头儿的人。

  新中国建立后,胡乔木、周扬都是分工管意识形态,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文件起草人之一,他离党中央、毛主席更近,得到的信息更多。公开的职务虽然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开“八大”,胡乔木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周扬仅是候补中委),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明显比周扬高。1951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列,认为是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选”第五卷49-50页)。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联领导成员和文艺工作者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主旨讲话,阐释上边的意图,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周扬则以文艺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讲话《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但周扬在他领导的文艺工作范围,则居绝对权威地位,给人以“前呼后拥”的印象。周扬好作报告,也喜作即兴讲话。与会的作家、文人们在自己发言前总要先说一句“我拥护”或“我完全拥护”或“我赞成周扬同志的讲话”,好像这已成为一种程式。当年作为一个听会的年轻人,我起初是不大习惯这种方式的。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应是民主、平等的,自由发表意见,为什么要讲这样的套话,尊卑分明呢?

  周扬和乔木,完全是两种气质风格。胡乔木像个京派文人,我听过他讲话,从容、平静,严谨、理性,逻辑性强。据说他并没有草稿,而是出口成章,听者觉得条理分明,像是一篇写成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这可能跟他长期动脑动笔的文件起草人习性有关系。周扬则是道地的海派,话语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议论风生,随意发挥,没有明显的逻辑、条理。讲着讲着,“灵感”涌现,甚至激情澎湃,不乏“思想的火花”和妙语、佳句,使他的讲演高潮迭起,处在一种最佳状态。例如1956年下半年,他关于反对个人迷信、思想“解冻”、批判斯大林问题的一篇讲话就是这样。他讲话的特性是,你初听一两次,会觉得新鲜,听多了就感觉腻烦,因为他不再给人以新东西,常常重复自己,甚至颠三倒四地重复自己。还有个特性是,第二次的讲话是对第一次的颠覆,是个急转弯,而他两次都可以讲得自如,头头是道,慷慨激昂,甚至两次都使人觉得他动了真情。例如1957年上半年他关于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和1957年下半年他批判右派(《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两次完全不同的讲话,他的适应能力之强,人所莫及。周扬的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宣传鼓动家,他以演说见长,而不在学问文章。他的文艺理论文章“应时”之作较多,有的只有片断的闪光,难成什么体系,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他早年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生活与美学》和新时期他发表的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那篇文章。

  2、二人时有分歧

  作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恐怕早就相当官僚化了,他惯于写大块的总结性批判文章,如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之作《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建国初期批评《武训传》的文章、1957年批“右派”的那篇。据我所知,建国后以周扬署名发表的演说、文章,多是别人替他起草的。甚至文代会上他的大报告品评作家们的作品,有的他只听过下属的汇报,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读过。我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假使别人将他当作文艺理论家同他讨论他评论过的作品,我真担心他将会出现尴尬。当然,那些年代,恐怕一般作家很少有人会当面同周扬讨论他的论点的对错。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起初是指定冯雪峰起草,但雪峰起草的稿件《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周扬他们不满意,改由胡乔木起草,但报告是由周扬作的。

  胡乔木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尤好作诗,60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诗。虽然早年他也涉足过文化工作,但你不能说他是文艺圈内的人,这点跟周扬不大一样。胡乔木、周扬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两人有时也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周扬意见比较大,尤其对作品中塑造的地主女儿黑妮的形象,周扬颇不以为然。是胡乔木积极支持帮助丁玲的“桑干河上”面世。

  50年代初期,胡乔木和周扬都关心文学界的工作,但两人的关心有差异。如胡乔木指示安排胡风派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去朝鲜体验生活,支持发表胡风和路翎的作品,表明他作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对胡风和胡风派作家取开明、团结的态度,虽然在重庆时期他也批评过胡风派理论家舒芜的思想。最近披露的材料还说明,当1955年毛泽东拟将胡风派作家们定为反党集团并决定对胡风逮捕法办征求胡乔木和陆定一两个人的意见时,只有胡乔木认为证据不足,对毛提了不同意见,当然毛没采纳(请参看《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王康文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30年代现代派诗人孙大雨寄给全国文协(中国“作协”的前身)的杂志《人民文学》一篇悼念诗,在那个时候非左翼作家的作品即使是政治“表态”之作,也是不大好随便发出的,该刊编者因而请示胡乔木,他态度很明确,赞成发表此诗。在那个时期,只有身处文艺界之外,没有30年代文学界诸多“历史情结”牵连的胡乔木有此胆识,对胡风派和现代派作家看法较客观,因而作出此类宽松、求实的决策,因之当年文学界有些人对胡乔木的观感可能比对周扬要好。相反,周扬对胡风派作家成见甚深,如路翎发表的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读者,包括中国作协工作人员(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学生)叫好的人不少,但周扬对作协创作研究部他以前的学生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无产阶级感情跟小资产阶级感情啊!”在周扬态度的影响下,中国作协主流舆论很快对路翎小说持严峻批评态度。以后,胡乔木有一段时间很少过问文学界的工作。

  3、周扬掀起文化界党内整风运动

  据严文井说,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是摸不清楚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这,谁人能够看出呢?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侵雨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一个在权力场上做事的人,周扬的确在意保持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力。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尤其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样相当彻底地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周扬从未经历过的,其对中宣部领导和周扬的冲击可以想见了。中宣部和周扬采取的对策是立即在全国文联各协会系统和文化部开展党内整风。中国作家协会当然是重点,将在大连休养的刘白羽召回北京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任作协整风检查组组长;周扬的副手,也是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率领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刘白羽则作为检查组成员,兼参与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再就是树立“靶子”,即确定各个协会和文化部内的批判对象,一时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党内整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周扬30年代在上海的亲密伙伴夏衍、田汉、阳翰笙三条汉子,“作协”的老资格革命文化人邵荃麟(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文化工作经历)以及文化部管电影、戏曲的副部长陈荒煤(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同为“国防文学”派,在延安“鲁艺”也是其同事)和齐燕铭等,都成为此次整风的重点“靶子”。他们煞费苦心地造出了批判的题目,如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由张光年执笔,在《文艺报》发表大块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等。周扬在整风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田汉“为民请命”的新编京剧《谢瑶环》、阳翰笙的电影《北国江南》、孟超的“鬼戏”《李慧娘》。《文艺报》还自打板子,发表“读者来信”批评1962年发表的对推动创作效果很好的《题材问题》专论(这篇专论是张光年撰写的)。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央宣传部和他们这几位管文艺工作的人。可是他想错了。

  1964年-1965年他们领导的文化界党内整风的后果,除了邵荃麟、夏衍、田汉、阳翰笙、陈荒煤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最早的牺牲品,遭遇了长期苦难;再就是给隔年后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出的、毛泽东批发的、使文艺界全军覆没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中的“黑八论”提供了现成的结论,如“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离经叛道论”,其“功”不可没也;再就是有两位检查组成员新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是,周扬他们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正、副部长,文化部的头儿,这些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最先被抛出的人。

  4、二人都值得怀念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胡乔木作为邓小平时代参与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和重要文件(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作出了他新的贡献。关于文艺问题,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也作出了他的贡献,这就是他关于废除“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提法的讲话,这一重要的文艺政策宣示,也只有胡乔木(而不是周扬)方能充当此一角色。当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感觉胡乔木的讲话也需适应局势的需要,所以人们觉得他的讲话或会见文艺工作者的谈话也是“思潮起伏”,有点自我矛盾似的,有时似乎格外严厉,有时却宽容些。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讲人,他有时似乎也有点身不由己。

  周扬复出后,也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活跃的人物,如他关于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和文章,就发生很大的影响。周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和反思,他时常反省自己,向曾经被他整过的人们道歉。他的言行使文艺界不少人对他产生了新的好的观感。1983年,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长文,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和发展,其实是很必要而及时的探索,表现了他的理论勇气,是周扬做的一件好事。虽然文章是他委托几位同道的学者起草的,但也能代表周扬在新时期的最新观点。然而写长文批评他的却是他的老同事胡乔木。周扬为此而有了难言的不好的心情(参看韦君宜《忆周扬》一文)。在周扬,我觉得他应想得开,因为历史自会对他这篇文稿作出评价。而胡乔木,也许又是身不由己地做了一件并不一定孚众望,也避免不了将由历史鉴定其是非的事。

  两位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化工作领导人已经逝去,他们都有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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