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不像姥姥一样把佛陀当神看。他告诉我佛陀本人曾经这样说:“既然创造我们的创造之神大梵天是永恒不变、不朽不灭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呢？如果没有永恒的万物， 又怎么会有永恒的神灵？”佛陀为弟子们指明了道路：他以自己的努力获得觉悟， 他向我们展示了内心潜在的力量。他告诉人们， 就连他的教诲，也不是终极目的，一旦发挥了作用后， 也应该摒弃。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一位行人需要过河，但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摆渡，他扎了个筏子过了河。他现在应该怎么办？既然筏子帮他渡过了河，他是否就应该背着它四处行走？还是把筏子留下来，继续赶路？ 佛陀说：“同样的道理，我的讲经说法就如同那只筏子，是用来渡河的，而不是让人背着赶路的。”

　　安德鲁对佛教很了解，他从另一角度的理解听起来很有道理。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姥姥信奉的佛教——也就是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封建迷信——就是佛教的全部内容。我根本就不了解佛教还有另外一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面。不过，安德鲁必须走了。他告诉我说他在附近的一座寺庙里跟一名斯里兰卡僧人学习。 “我身上的毒还不少呢，” 他笑着说。他每天早晨打坐，下午学习，晚上接着打坐或复习白天学到的东西。他说来菩提迦耶对他帮助很大，这里有许多好老师，而且每天看到那些虔诚的朝圣者对他也是一个鞭策。

　　临走前，安德鲁说他想再给我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 有个僧人到菩提迦耶，他见着佛像就磕头发愿。突然他看到佛陀也对着这些佛像祷告， 就惊讶地问：“你是佛陀，为什么对着自己祷告？”佛陀答道：“你说对了，求人不如求己。”

　　安德鲁告诉我去找一个叫阿育的导游，他是个佛教徒，他的介绍会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买门票时，就曾回绝了一个导游的服务，因为我以前用过的导游，不过是重复导游书上的几句话，而且他们口音太重，我只能听懂一半，但愿那位被我回绝的导游别是阿育。结果果然是他!他大约有50岁，身材不高，脸上有一股孩子气。“迷途的羔羊终于回来了，”他笑着说。“欢迎你来菩提迦耶。”

　　阿育把菩提迦耶的每一个景点都给我讲了一遍。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后， 又在这里呆了七个星期: 他从远处眺望菩提树的地方，他静思的地方，他再一次打坐的地方， 他躲避暴风雨的地方， 他最初试着说法的地方。阿育带我到入口处附近，告诉我这是佛陀当年同一位婆罗门长者谈话的地方。“你知道佛陀对他说了些什么？”阿育问我， 还没有等我说话，他自己就飞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出身就成为婆罗门。一个穷人可以成为婆罗门， 他虽然身无分文，但他无欲则刚。’这正是佛陀的伟大之处：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上帝不可能决定谁高贵、谁低贱。”阿育说话时，两手不停地打着手势，脸上也泛着激动。“佛陀的一个弟子是个剃头匠， 另外一个是清道夫， 还有一名歌舞妓把一座花园捐献给佛陀，每逢雨季时，佛陀就在里面静修。”

　　从阿育的名字、他对佛教的兴趣点、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激动，我想他可能是一个低等种姓的人皈依了佛教。虽然在我看来他和别的人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印度人只需看上一眼，便知道彼此属于哪个种姓。他们的肤色、服饰、眼神，还有其他的身体语言，都深深地打上了种姓的烙印。

　　印度人对种姓非常敏感。我踌躇了半天，最终还是问了他为什么皈依了佛教。“为了解脱，从种姓制度中解脱出来，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他毫不犹豫地说。“您一定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吧？”

　　我点了点头。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人敢接触的贱民， 我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可以自由地呼吸， 可以和别人一样受到尊重，”他打着手势强调说。

　　别人是这样看你吗？ 我问。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才能找回做人的尊严。婆罗门把人分成等级， 还说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真有神的话， 他怎么会对他的孩子如此残忍？残忍到不许我们进他的庙里去朝拜他？如果神真想惩罚我们的话，那他为什么不把我们造成四条腿的怪物呢？”

　　阿育的自信心让人感到欣慰。可是来印度之前， 我读了一份关于印度下等人被歧视、被虐待的报告， 其中的案例让我震惊。在印度， 每天都有哈里真被无辜杀害， 他们的女人被强奸。他们没有任何罪责， 就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比哈尔邦的情况尤其严重，而菩提迦耶所在的迦耶区又是该邦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一个由婆罗门组织的私人民团，叫萨瓦纳救世军。他们策划了多起行动，残杀了数百名哈里真，强奸他们的妻女，放火烧掉他们的茅屋和庄稼。“轮奸战役”是这支民团1992年在迦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的一次最恶毒的行动。在5个月的时间里，萨瓦纳救世军的骨干分子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地发动袭击，轮奸了二百多名从6岁到70岁的哈里真女人。他们扬言，这样做是为了给哈里真一个“教训”：如果他们胆大妄为，他们的女人就会遭到这样的羞辱。

　　以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主已经够坏了。小时候，我们都看过周扒皮的故事。老地主周扒皮吝啬得要死。为了使长工多干活，周扒皮每天早晨鸡没叫时，就起来，偷偷溜到鸡窝前学鸡叫，引得家里的公鸡提早打鸣。每个学期，学校都请贫下中农来给我们忆苦思甜，讲述他们在旧社会如何遭受王扒皮、李扒皮的剥削和压迫。听了这些，每个学生都热泪盈眶，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每次忆苦会后，我们都领到一份用麸子和野菜做成的忆苦饭。我根本就咽不下去。有一次， 我把忆苦饭带回家问姥姥，过去是否真的吃这种东西。她说：“你们都是在蜜里长大的，过去一年里有好几个月要吃这些。”

　　不过，在忆苦会上，我有件事从不敢让别人知道，那就是我们家里就有一个地主——我爷爷。他早就去世了，但他的照片却一直挂在我家墙上。看着照片上爷爷那张瘦削的脸，我觉得他长得都有点像周扒皮。我问父亲他是否也像周扒皮那样惨无人道，父亲总护着他，说他只有5亩地，从来没过过一天奢侈的日子。他还在村里开了一个中药铺，穷人来抓药，他不收钱。我不太相信父亲的话，但是我也不敢表示怀疑， 我亲眼目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地主富农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永远无法摆脱打在他们身上的阶级烙印。我们全家之所以能够逃脱这种厄运，是因为父亲16岁就参加了革命。此外，父亲还不停地向组织坦白交待，主动划清和反动家庭的界线，甚至在抗美援朝前线都是如此。尽管他对党忠心耿耿，最终还是没有得到重用。他惟一的安慰是我们全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我属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我的感觉是，如果把中国的地主阶级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和印度的婆罗门对待哈里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在印度，哈里真不仅在人身和物质上被剥夺了一切，而且不被当人看，甚至根本就不配和其他人呼吸同样的空气。如果我是个哈里真，我觉得我很可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除了世世代代压在身的耻辱和根本就不能称为生活的生存外，我还能失去什么呢？

　　而且，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也都是打着佛教、特别是弥勒佛的旗号，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们称他们是弥勒佛的化身，降临于世，扫除邪恶的势力，给人们带来平等、安宁和富足。不难想象，他们的号召对于身处底层的中国农民有多大的煽动性。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这种农民起义的继续。它们的口号同样是平等，目标是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

　　我把我的想法和阿育讲了，他静静地听着。“你知道我们的毛式游击队吧？”他轻轻地问我。“他们崇尚毛泽东和他的游击战术，而且坚信暴力是解决印度贫困和不平等的惟一办法。他们在比哈尔邦十分活跃。”

　　阿育说就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武装暴动一样， 毛式游击队前往最贫困的村庄，支持穷人提出的分土地和提高工钱的要求。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把民愤最大的地主抓起来，交给穷人公开批斗，之后再把这些人一一处决。除去地主外，警察、向警察通风报信的人、政府官员和私人民团的活跃分子也是毛式游击队打击的目标。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发动印度近两亿的下等种姓的人起来革命，建立印度人民共和国。

　　革命似乎并不符合印度的国情，至少是中国式的革命，尽管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曾寄予厚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印度共产党来信祝贺。毛泽东如是答复：“我坚信，通过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全体爱国人士的团结奋斗，印度将很快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和束缚。像自由的新中国一样，一个自由的印度将出现在社会主义和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但毛泽东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阿育不赞成毛式游击队的暴力行为。“佛陀早就说过，仇生仇，恶生恶，” 他平静地说。 “冤冤相报何时是头？毛式游击队确实把土地夺过来了，但他们并不能维护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土地。他们在杀戮婆罗门的同时，自己也生活在恐怖之中，每一个婆罗门被杀，就有10个哈里真丧命。一年多前，迦耶地区的数百名哈里真在一个夜晚冲入一座村庄，他们把35名婆罗门从床上抓起来，押到田里，一个一个地用镰刀割断他们的喉咙。可是结果是更加残酷的报复。革命也许会快一些改变现状，但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且不会持久。改变人必须改变人的思想， 这才是长久的出路。佛陀， 还有我们的领袖阿慕贝德卡尔， 就是这样告诫我们的。”

　　让我羞愧的是，直到来印度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阿慕贝德卡尔， 一个非凡的人物， 一个传奇的人物， 一个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人物。他是一个哈里真， 从小就忍受着他的种姓世世代代都必须忍受的屈辱。但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为英国驻扎印度的军队打过仗，所以他有机会在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读书。他是印度第一个获得奖学金到国外去学习的哈里真， 而且一连在英国、德国、美国拿到三个经济、政治、法律的学位。但是当他载誉归来时， 婆罗门依然把他作为一个哈里真对待。城市里没人肯租给他房子； 他的下属把他视如麻疯病人，从来不把文件亲自递给他， 而是扔到他的桌子上，以免被他污染。他痛苦的经历以及下等种姓人的悲惨命运，使他决心向种姓制度挑战。

　　首先，他要求他自己种姓的人， 玛哈人，从自身做起， 打破传统的约束，放弃搬运牲畜和尸体的职业，送子女们上学。另外， 他向英国政府和国大党施加压力，以求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保障下等种姓人的利益。婆罗门和其他种姓群起而攻之， 甚至非常同情哈里真的圣雄甘地也不支持他的要求。甘地认为种姓不平等的解决办法是让婆罗门自愿地改变他们的偏见， 而阿慕贝德卡尔要求宪法赋予下等种姓人同等的权利。

　　凭借他聪明过人的才干和善于雄辩的天赋，阿慕贝德卡尔成为印度独立后第一位司法部长，并负责起草印度的新宪法。但是令他失望的是，由于国大党的反对，新宪法并没有给下等种姓的人带来真正的改变。“我生是印度教徒，这点我不能选择，但我绝不这样死去，”他告诉他的人民。和甘地一样， 阿慕贝德卡尔主张非暴力。“如果我心里充满仇恨，我会给这片土地带来灾难。”即使传统和现实对他和他的人民如此不公正，阿慕贝德卡尔还是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他的抗议就是皈依佛教——一个和平的、尊重个人的、最重要的是平等对待他的人民的宗教。1956年10月14日，四十多万下等种姓的男人、妇女、儿童响应他的号召，身穿洁白无暇的衬衣和纱丽， 从印度各地来到中部的那格浦尔，举行集体的皈依仪式。在沉睡了近一千多年后，佛教又在印度复苏了。

　　然而，阿慕贝德卡尔和他的追随者所信奉的佛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他们并不接受因缘和轮回这两个佛教的最核心的概念。婆罗门祭司告诉下等种姓的人，他们要履行他们的谦卑的职责，不要玷污上等人，经过几个轮回以后，在非常遥远的将来，他们可能会得到好的报应，但是他们绝对改变不了他们的种姓。阿慕贝德卡尔不想让他的人民有任何依赖及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坚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来生来世。

　　阿育没有像许多哈里真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阿慕贝德卡尔， 以表达他们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在今天的印度，佛教徒最重要的任务是弘扬佛法， 否则我们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阿育提高了声音强调说。“阿育王对传播佛教贡献最大，我想取他的名字以实现这一愿望。” 但是他只能给像我这样的游客讲些佛教的故事，而不能劝人皈依佛教， 那样做是违反印度法律的。他只希望人们在离开菩提迦耶的时候，能够记住点什么——一尊佛像、一座佛塔、一个故事或者是在这里遇到的一个人。“这就像是播种，总有一天这些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

　　我告诉阿育，这和古代印度僧人到中国传播佛教或中国僧人到印度寻求佛法是一个道理。他们每个人就是一粒种子，两千多年来这些种子已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任何狂风暴雨都无法将它们摧毁。

　　阿育笑了。他对他的前辈充满了崇敬之心。“特别是玄奘大师，”他加重语气说，“他的意志，他的博学，他对众生的同情，他对印度的记录，他对菩提迦耶的贡献。他功德无量！难怪我们每一本导游书上都有一章专门介绍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争取平等的道路漫长而艰辛，甚至遥遥无期。他难道不希望他们的领袖阿慕贝德卡尔再生来帮助他们， 哪怕是梦想？

　　“不，”阿育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人死不可能复活。现在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佛陀临死前告诉他的弟子：‘以自己为依靠，精进、正念、善德。以正念为指导，不放逸。以此善法为住，永免生死，永断痛苦。’”

　　有人把阿慕贝德卡尔和他的追随者叫“新佛教徒”，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皈依是为了取得政治资本， 但是我非常同情他们。和阿育交流， 我有一种共鸣。他们的信仰是理性的、充满爱心的、以自我努力为基础的，我觉得我倒可以成为这样一名佛教徒。

　　太阳就要落山了，天空一片粉红色，游人渐渐地走了，整个菩提场一片寂静，只有树叶在晚风中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朝圣者们在佛龛上点上油灯和蜡烛，摇曳的灯光像夜空中的星星眨着眼睛。到了阿育做晚课的时候了，他请我一起参加。“夜晚的菩提迦耶比白天气氛更浓，玄奘大师在这里呆了七天七夜，他肯定会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他对我说。他去拿了些蜡烛，我们又开始围着一个一个的佛龛绕行。他在每一处点燃两只蜡烛，一支为我，一支为他自己。随后，他开始祈祷，我则静思几分钟。佛陀是一个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强有力的教诲：你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你能够找到自己。终于，我明白了，就像夜晚的烛光，佛教照亮了黯淡的人生。即使像我这样没有信仰的人，都不禁受到鼓舞。终于在比哈尔邦，我心里感到了一种难得的宁静。尽管这里贫穷，充满暴力，但这里毕竟是佛教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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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