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新

　　现代汉语中的“忏悔”意为：认识了过去的罪过或错误而感到痛心，是一种良心与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反省行为。从词源上看，“忏悔”原本是佛教语词，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忏”是梵语“忏摩”的音译，“悔”是意译。《晋书·佛图澄传》也有佛图澄弟子佐“愕然愧忏”的说法。据说忏悔一词的合成始于南北朝，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梦见如来说法说到忏悔之言，醒后向萧衍转述了梦境。后萧衍当了梁武帝，做“忏悔”文以“忏六根罪业”。

　　当然“忏悔”绝非佛教的专利，各种宗教都有忏悔仪式和忏悔文。在西方，忏悔文逐渐演变出一种忏悔文学。近代以后，“忏悔”一词在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这与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东渐有更直接的关系。1918年周作人撰《欧洲文学史》介绍了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St.Angustinus生于Numidia，少时放逸不羁，偶读圣保罗书，遂改行，归基督教，后进职至主教。作忏悔录(Confessiones)，述少时情事极美妙，为自叙类中杰作，不仅以宗教得名也。”；“忏悔录凡十二卷，为Rousseau自传，自少至长，纤屑悉书，即耻辱恶行，亦所不讳。而颠倒时日，掩饰事迹，亦复恒有。然Rousseau性格，亦因此益显其真。”[1]据陈平原统计，卢梭《忏悔录》在20至40年代就有七种中译本面世，可见影响深远。因此，在现代学者热衷的自叙或自述写作中，陈平原所发现的“忏悔录”之缺失现象的确有些费解。[2] “忏悔录”在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上委实鲜见。而20年代初黄远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忏悔录》，1936年巴金出版的散文集《生之忏悔》则是少见的“忏悔录”。

　　但从卢梭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意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这在鲁迅、巴金、郁达夫、张贤亮等一大批作家身上都有所体现。然而“忏悔”成为文学批评的常用概念则是在80年代以后。 新时期文学产生了社会批判精神和自我审判意识，“忏悔”就是良心与良知的自我反省。巴金的《随想录》对“文革”的批判一开始就与自我的反省和忏悔结合在一起，：“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奴隶。” 这种“力透纸背的忏悔录”显然与五四文学人的自觉精神相通，当代文学批评高度关注从五四到当代的文学忏悔意识也就十分自然了。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较早进入这一课题的阐释：①新文学的忏悔意识更多地来自西方，而且与西方文化发展中各阶段的忏悔意识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代表了现代思潮中忏悔意识发展的两个分支；②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部伟大的忏悔录”，对“吃人礼教”的尖锐批判和自己曾“吃过人”的痛苦反省，形成具强烈人道主义色彩的现代忏悔意识；而郁达夫的从《沉沦》则代表了更多地接受西方个性主义的忏悔意识，“我们似乎又体尝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性格。”；③现代文学的忏悔意识存在从“人的忏悔”到“忏悔的人”的转化过程，忏悔主体从抽象的人转移到具体的人即作者自身，产生了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这种转换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罪孽和良心的痛苦自谴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深刻反映了政治大变动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忏悔的人”演变为知识分子的“自我作贱”，忏悔意识原先具有的人文主义因素和现代意识丧失贻尽。陈思和还初步分析了新时期带有现代意识的忏悔文学复活的可能性，他在王蒙的《布礼》、巴金的《随想录》、高晓声的《心狱》等作品中找到了复活的迹象。[3]

　　在比较张贤亮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的神圣化时，许子东也谈到俄国文学中“忏悔的原罪感表面上是愧对基督，本质上是愧对人民，或者说是愧对知识分子解救人民解救国家于苦难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他认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忏悔的基本前提也是愧对苦难的人民。“但随着这种根植于启蒙意识的惭愧变成尊敬变成崇拜甚至再变成某种恐惧，忏悔也就由内心观照上升为反省上升为自我批判再上升为精神自杀。”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磷就是典型的例证。[4]许子东和陈思和都指出了忏悔主题从人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的生成转向自我意识的退化，并异化成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虐乃至精神自杀。

　　90年代以后，“忏悔”一词的使用朝两个方向演化。其一是延续80年代的讨论，现当代文学史已经普遍地应用“忏悔”来论述鲁迅、巴金、郁达夫、张贤亮的创作及其精神世界。马佳的专著《十字架下的徘徊》系统地分析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对这种影响的强调却可能忽略了现代文学忏悔意识的特殊性。刘勇《为人类社会而背负的十字架》以郁达夫和巴金为例讨论现代文学忏悔意识的复杂性：“尽管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冲击和影响，但有两点是应该强调的，一是中国现代作家在更高层次上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始终伴随着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认识；二是中国现代作家在实现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忧国忧民、独善其身等传统文化观念的浸润和滋养。”[5]因此郁达夫的“原罪”与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原罪”有着很大的差异，巴金是一个很有宗教精神的作家，但巴金的忏悔始终向着自己所认定的上帝－－人民。

　　其二是演化为一种追诘的话语权力，如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余杰在文章中把余秋雨称作“文革余孽”，认定余秋雨在文革中为“石一歌”效力，撰写恶劣的《胡式传》。因此指责余秋雨只拷问历史不拷问自己，“是才子加流氓”，并严厉质问：你为什么不忏悔？引发了余秋雨的回应和大众媒体的大肆炒作。一时间，“忏悔”一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媒体上。余杰的文章谈不上什么学理性，本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但他拉开架式要他人忏悔、要拷问余秋雨灵魂的做法，使“忏悔”一词的意义从文学的主体意识演化为一种追诘的话语权力。“有影响力的人物”大余自然不怕初出茅庐的小余的严厉追诘：余杰不懂“文革”误解了史料，而且“忏悔是个人化的，强迫别人忏悔可能造成人人自危，却背离了忏悔的初衷。特别是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强迫他人忏悔，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6]余杰后来又解释他所用的“忏悔”，是“从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出发，为中国营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精神平台。”说得冠冕堂皇却仍然站不住脚，余杰的“大批判”文风似乎与“自由民主”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有些相悖吧。况且，余秋雨忏不忏悔又与你余杰何干？

　　王晓华的《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意识？》正是从余杰所谓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出发，把余杰的追诘又推进了一步.这种看法认为文革后人们虽然反复提出忏悔的话题，但真正愿意忏悔的人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却几乎没有。现在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某些人是否应该忏悔，而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缺乏忏悔意识。在他看来，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主流上是非宗教的。没有一位作为忏悔对象的无限者即上帝，忏悔如何可能？这种意见恐怕只是一种空泛的老生常谈，在80年代中西文化的比较论中曾经风行过。而把“忏悔”看作西方宗教的专利肯定犯了一种常识错误。

　　注释：

　　[1]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第110页，第153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4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343至36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许子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评论选刊》1986年第5期，第12页

　　[5]刘勇《为人类社会而背负的十字架》《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第110页

　　[6]参见徐林正《文化突围》第18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来源：文化研究网（www .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