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事实支持泰勒·史密斯的理论，与特定族群混合的满族人有着与觉昌安的Y染色体最高的相似性。而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最接近觉昌安的Y染色体，存在于2.5%的男子身上。

　　泰勒·史密斯用DNA技术进行考古研究，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许多证据。

　　Y染色体只在男性体内存在。在进化中，Y染色体上发生的突变会保留下来，而且会传递到男性子代。譬如在某一家族的曾祖父Y染色体有一特定序列，则其儿子、孙子、曾孙的Y染色体都会带有这种特定的标记，这种标记可以视作进化标记，也可以在亲子鉴定等方面起到独特作用。这就是为什么Y染色体是男性生命信息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基因版的圣经宗谱。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泰勒·史密斯就开始用DNA技术进行考古研究了，这种技术被统称为“分子考古学”。后来，科学家们又运用DNA技术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许多证据。属于自然科学的基因技术和属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分子人类学”。然而只是到了最近，基因寻根才使这门科学从阳春白雪降落到民间大众之间。

　　一些遗传学家认为把Y染色体的起源日期加到觉昌安身上不太令人信服。

　　据遗传学家说，确定染色体来源的准确时间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要把染色体具体联系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就更加困难。伦敦大学学院的史蒂夫·琼斯说：“但是所有的遗传学家都知道，我们都是活化石。”他又补充说，有关觉昌安的假设“不是不切实际的”。英国利兹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家马丁·理查兹说，泰勒·史密斯的分析显示，Y染色体的共同起源是他发现的最彻底的分析之一。但是，另有一些遗传学家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加瓦利·斯弗扎认为，把Y染色体的起源日期加到觉昌安身上不太令人信服，他同时也怀疑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认为这两个研究太夸张了。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查觉昌安的后代来帮助他们的理论，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到1912年时那个族群有8万人，可是中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却让这些族群里的很多人隐姓埋名，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血统，因为担心受到迫害，而且许多档案已经毁坏。科学家说，即使有今天几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觉昌安那里，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检查自己的DNA。如果针对可汗的这次研究结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们就说明Y染色体的“繁荣”以等级、父权制和征服为基础的。琼斯说：“这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那些将历史视为对人类脆弱和灾难的记录的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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