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林颖 绍兴报道
高兴刚刚过了一岁半,见了人还只会憨厚地笑笑。
高兴的家在绍兴。不过,在绍兴城市广场上的那张清光绪年间绘制的府城衢路图上,却找不到高兴家。沿着这幅地图向东看,过了东面的护城河,直到地图尽头之外,高兴的家在一个叫东湖镇水产新村的地方。
爷爷的鱼叉和口琴
下午五点半,冬天的水产村已尽染暮色,门外那一堆准备做乌干菜的雪里红也模糊不清了。高张友正关门进屋的刹那,送报的摩托车“突突突”地在门前停住,邮差递来一叠报纸。
“这是村里给我们订的报纸,我儿子是党员,有两份,我是村民小组组长,也有两份。”高张友说。
他是高兴的爷爷,高建刚的父亲,在这个三四千人的村里当村民小组长。
这个平时传达一些上面的政策、通知,为种种琐事奔忙的小组长,高张友做了20多年。不过,这个资深“芝麻绿豆官”的身份,显然比不上他生活中的更多精彩记录。
比如他的摔跤技术,年轻时曾在和外村人的较量中所向披靡。他能用手撑着地,倒立行走,从陆上自如地“走”到船上,还能在船上倒立几分钟。他游泳水平高超,曾经在绍兴地区所有县参加的游泳比赛上得过第二名——
对于生活在水乡绍兴的人来说,游泳和人会走路一样自然而必需,不值得炫耀。高张友谈得最多的,是他的捕鱼人生。
从九岁那年上船向父亲学习捕鱼开始,迄今为止,高张友在绍兴的江湖河网上捕了54年的鱼。今年63岁的他,如今依然日复一日地做着捕鱼的工作。家后门口停泊的那条小船,像一片黑色的小柳叶漂浮在河面上。船的中间部分,是被深绿色尼龙网盖住的船舱,里面有二三十条鱼,大的小的,鲫鱼、鲢鱼——那是高张友当天的劳动成果。明天一早,这些鱼会在绍兴城东的菜场上出售。
“捕鱼技术靠上代人传下来,我们这里的人是不会去学隔壁人家的方法的。”坐在小凳上,临着小渔船,高张友一边说着,偶尔停下来点燃一支烟,或者喝一口热茶。
高家的捕鱼方法是叉鱼,一般在傍晚出发,因为晚上天暗了,鱼儿才会游到水面、岸边吃东西,不然很难抓到。“鱼叉有大有小,一般渔民家里总有两三根,小鱼小虾用这种小的就可以了。”他指了一下地上一根大约一米长的铁杆,颇像猪八戒用过的钉耙,只是型号小点,且耙尖部分是直的,用钢丝做成。
初中毕业后曾跟着父亲打鱼一年的高建刚,打算抽空搜集绍兴渔民打鱼的方式,拍一些照片,记录下来,编一本书。他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山阴渔夫》。看上去,高建刚很为父亲自豪。
他甚至找出一个有点锈迹的口琴让高张友演奏一曲,还介绍说,父亲擅长吹笛子,自己用毛竹做的那种,会吹口琴,拉二胡。连音都不用试,高张友熟练地吹起了口琴,“社会主义好”的旋律飘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奶奶的黄酒和木屐
听着丈夫的琴声,高爱仙嘴角慢慢上扬,眼睛里也似乎多了一层雾气般的朦胧,温柔从脸上的皱纹里荡漾出来。“好多年没吹了。”
1955年出生的高爱仙,三岁时就没有了母亲,和划乌篷船的父亲相依为命。在乌篷船上生活了几年后,她刚满九岁,就去帮打鱼的叔叔划船,学会了织渔网。
但真正开始渔民生活,还是在和高张友结婚后。
高张友的父亲解放前“承包”过上千亩鱼塘,曾被当作“塘霸”关进监狱。这样的家庭出身,让他迟迟未婚。
“给她做介绍的人很多,她父亲也不喜欢我,但别人去说亲她就是不肯。后来我姐姐偷偷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好,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下来,事就成了。”高张友说。
男女方相差9岁,这在上世纪70年代很少见。高爱仙在35年后说起当年的婚事,仍然羞涩甜蜜。“他会吹吹打打的,打扮起来还很好看。”按照当时一般的标准,70年代初的青年渔民高张友很是时髦,戴着上海手表,有的确良裤子,穿塑料鞋——据说他是全村第一个穿塑料鞋的人。
结婚的最初几年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月只有两三元钱的收入。那时捕到的鱼,都必须先交给集体记公分,再根据公分领取报酬,谁都不许私自拿去卖。
“真正条件好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允许我们自由买卖开始。”那时起,高爱仙开始了卖鱼生涯,30年来从未间断。开始那几年,她是用肩膀挑着鱼去市场卖,后来换成了自行车,再后来骑着三轮车,而现在则是电瓶车。
每日午饭、晚饭时,高爱仙都和丈夫喝上几杯黄酒。“现在想喝就买,以前可不行。”计划经济年代,买酒要有酒票。酒票按照人头发放,每个季度发一次,每人每月半斤酒。想喝酒也要忍着,得把酒节省下来,过节或者来了客人才能喝。现在,家里的酒冬天都是一坛一坛买,50斤装的,夏天是当天喝当天买,因为气温高了喝不掉的酒容易酸。
岁月变化,带走了一些只能存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对高爱仙来说,年轻时穿过的木屐便是其中之一。那种木头做底的拖鞋,鞋面只用一根带子系住两端。老年人和小孩子不能穿那种鞋,因为底板光溜,踩在青石板路上,容易滑倒。
“木屐很便宜,一双只要两三角钱。”那时很多年轻人都穿着它,一到夏天,远远就能听到“踢踏踢踏”的木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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