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书记”案是一道开放性的试题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

^{安徽阜阳花费3000万元建造的政府办公楼。}

　　广受瞩目的安徽阜阳“白宫书记”案，于2月8日下午在安徽芜湖中院一审宣判，“白宫书记”张治安因受贿罪和报复陷害罪被判死缓。仅就判决结果而言，似乎基本实现了被害人家属和社会公众所期待的实质正义，但案件留下的教训和启示，却远远不能随着案件的一审判决而终结，反而应该成为一道开放性的试题，提示各方继续深入追究造成这一案件的成因，和在案件侦破、审理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疑点和教训。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伟于2009年3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对张治安一案有过简明而深刻的总结：“张治安作为区委书记，确实是宪法、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可以说，他是把公权当成了私权，而不是为民所用。”而基于颖泉区检察部门沦为张治安“私权”工具的教训，崔伟则要求所属各级检察部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盲从某一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区别开来。”

　　一级党委负责人公权私用，而理论上执掌“公权”的人，也盲从或配合一级党委负责人的“私用”，确实是造成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但客观而言，公权私用固然不是个别现象，但像张治安这般将公权私用到如唤家丁的地步，毕竟还属少数。而张治安的嚣张和无忌，显然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他在这一环境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早在“白宫”事件最初曝光的2007年，就有媒体披露，由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所着力经营的“颖上张家”，在其家乡颖上县乃至整个阜阳地区，都有牢固的权力基础及广泛的人脉关系。正是凭借盘根错节的权力基础，张治安从颖上县乡级干部起步，直至在颖泉区区委书记任上出事的整个过程中，屡次“犯事”又屡次涉险过关。其间究竟哪些环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尚无法深究，但这种错综而牢固的权力关系，显然助长了张治安的骄横和狂妄。

　　值得回味的是，在张治安由颖上县副县长调任阜阳市颖泉区区长时，其父张家顺曾极力推脱，推脱不成后又对张治安在颖泉区的行为“约法三章”：不贪钱、不惹绯闻、不违背书记的意志。据称张治安在颖泉区区长任上也确实谨守着三条禁令。由此可见，当时张家父子对其所构筑的权力边界有着清楚的认识，换言之，他们对哪一级公权可以为其私用，也有着商人般的精明判断。然而随着张治安荣升颖泉区委书记，曾经的谨慎便被置之脑后。或许在张治安的判断中，他的权力基础已经足以覆盖整个颖泉区，甚至可能延伸到更高层级，于是可以供其“私用”的公权范围，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颖泉区的所有权力机关，以致其不仅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利用司法手段打击政治对手乃至私怨仇人，也成了最为称手的私人工具。

　　由此可见，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崔伟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盲从某一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区别开来”的提示，确实切中基层政治生态的要害，而且不仅检察机关如此，其他各种公权机关也都应该有这样的自觉。然而，把这种“区别开来”的责任，完全交予各级检察长个人，显然也有点强人所难。此次与张治安同案处理的原颖泉区检察院检察长汪成，就曾经对张治安的做法表示过异议，但在“不查（被害人李国福）我就撤你”的威胁下，也只好被迫从命。即使是被迫，助纣为虐的行为也不可原谅，但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不查我就撤你”的威胁，仍然会成为各级权力机关负责人头上的悬剑，无论是出于“组织原则”，还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盘算，将所执掌的公权交予“某一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私用，仍然会成为许多人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

　　呼吁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独立，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即使是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之下，加强对地方政治环境的外部监督，尤其是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打破“颖上张家”式的权力堡垒，也可以部分地实现对公权私用的制约。而在所有的监督手段中，公开的舆论监督，显然是最有效的一招。从“白宫”的被曝光，到张治安的被治罪，舆论始终是最有力的推动力。

　　遗憾的是，即使到张治安案件的一审和宣判，媒体对本该公开审理的案件，仍然无法获得正当的采访权。在舆论的助推之下得以实现的审判，却又对舆论关上了大门，也是此案值得推敲和总结的教训之一。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