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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梁风波前接受本网专访:"我的几十年够写几本书"

2009-10-15 01:00:29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编辑:杨玉国   

何振梁接受本网记者专访——张哲摄

何振梁接受本网记者专访——张哲摄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张哲 彭延媛):国际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的新书使许多中国体育界的历史内幕浮出水面,也使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何振梁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何振梁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前夕,本网记者在IOC本年度全体大会举办地丹麦哥本哈根专访了这位话题人物。让我们听听在这场风波吹起之前,何振梁如何阐述他心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以及自己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浸淫的这几十年。

  记者:何老您好,最近身体怎么样?哥本哈根天气很差。

  何:老了,(身体)能好吗?

  记者:我们从里约热内卢的胜利说起吧。里约胜利后,我们采访IOC委员时,他们都很有意思,很多人在评论里约胜利的同时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北京。您对于里约的胜利是什么样的看法?

  何:里约的胜利有它的原因,说明大多数的委员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应该发挥自己的普遍性,只要某些地区有合适的申办城市,就应该首先到那些没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地方去。所以,我想,里约的获胜是很自然的事情。出乎大家意外的是,芝加哥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但是如果想一想,这些年来国际奥委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也可以理解。(1999年)盐湖城的贿选丑闻使多少委员受到了影响?而使用那些不正当手段的人呢,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获得了高额的奖金。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委员当中那些有不检点行为的人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事情的发展,证明是美国人有意抓着拿来做文章,是不是?另外再加上美国奥委会在市场开发收入问题上太霸道,也引起了一些委员的反感。

  (注:袁伟民书中提到的金云龙,正是在1999年盐湖城贿选丑闻中受到申诫,又在2001年竞选IOC主席,后被韩国国内判刑。上述“使用不正当手段的人”,指的是盐湖城申办时采用了贿选手段的申办官员。)

  记者:您觉得,里约的胜利和芝加哥的失败是不是和世界的变化有关系?

  何:是。你刚才提到,有好几个委员都提到了北京。没错,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说明了,当年国际奥委会大胆地把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定)开辟了新的地平线,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国际影响力,同时还使得一个新的“大陆”——中国实际上算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新大陆”了,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和理想直接接触之后使奥运会的影响和普及度得到了扩大。而对中国来说,我们也更好的了解了奥林匹克运动,了解了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又如何与这种精神产生互动……北京的成功进一步鼓舞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让他们可以下决心,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到一些新地方去、到南美洲去办奥运会,而不是局限于那些发达国家。

  记者:欧洲都办了30次了。

  何:对啊。一些委员分析了,为什么奥巴马夫妇都来,而且确实很得人心,但芝加哥仍然没有获胜。这个原因实际上不在奥巴马——他的确是使得美国的形象逐步、逐步在改变。原因在哪里?有些委员告诉我,芝加哥这次的申办还是在为美国过去的政策付出代价,这个帐还没有付完。

  记者:还没有还清。

  何: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北京申奥和举办奥运会的成功。其实,您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国际奥委会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而我们也知道,现在这届IOC全会,您作为一个年满80岁的委员也是到了要退休的时候,现在您回过头去看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有哪些事情,您觉得是必须提到的?

  何:这个问题啊……我在这里已经29年、快30年了。这个问题太大,我恐怕要写厚厚的几本书才能回答。

  记者:我是想问,您在国际奥委会、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这几十年的经历,在您的一生当中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何:我想这么来说。我1952年参加了奥运会(赫尔辛基),那个时候对奥运会一点了解都没有。结果后来,那次参加之后很长时间,我们又和这个世界隔绝了。1955年,我进入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从那时候到现在,除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如果把这些年分成几段的话,那前一半,基本上是在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抵制“两个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一半,情况变了,我们也已经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合法席位,方针也有所调整,那这个时候,我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国际体育界了解中国,听得到我们中国的声音。我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不但是继续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还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育界里的正当权益,同时要努力改变多年来形成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奥林匹克运动)普遍性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要尊重不同文化的重要性。我很高兴的是,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当然,我的工作还有第三方面。我们中国人民多年以来的强烈愿望,就是举办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这几十年,前几年还没有明确提出来,我内心就在想着这个事情,想着为这个事情(申奥)做准备、做铺垫。这个工作就包括和委员们建立起友谊;包括收集有用的资料——一旦我们决定申奥,这些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和经验就用得上;同时,在已经和委员们建立了友谊的基础上,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到时候就能够支持中国的申办。我这几十年,大概就做了这么些事情吧。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其实相当重要。您现在就要退休了,您觉得,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如何在国际奥委会当中保持重要性、保持我们的地位和作用?

  何: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要靠我们国家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有体育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外事和体育外事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需要我们有新人上来(参与体育外事工作)——长江的后浪要推前浪嘛,利用国家正大踏步往前进的机会,来更好的发挥我们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记者: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已经举办过一届奥运会之后?

  何:我们不能单纯的满足于我们在国际奥委会里有一个位置,我们必须在这里发挥作用。我们不能仅仅是参加比赛,我们还要参加决策,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影响这些组织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需要大批的、政治上敏锐坚定、同时对业务很熟悉,还有掌握外语的干部和人才。不要忘记啊,前面两个条件很重要,这个外语的条件也很重要。尽管有一篇文章讽刺挖苦我,说我“光会用英语、法语跟人家聊天,就说自己是什么体育外交家”;但是,如果你不能用语言直接去跟人家交流,靠翻译的话,翻译的水平高,效果就好,翻译的水平低一点,就会大打折扣。就像陈毅元帅当年讲过的,听一个翻译差的人在那里翻译的时候,就像钝刀子割肉。是不是?你不要轻视(外语的作用),那是一种传统的忽视甚至是鄙视,只看得见政治,而看不见政治是需要落实到各个具体业务方面的。我们现在的外交官都是外文(系)的。解放后第一批出来搞外交的都是将军,那是因为他们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我们需要维护国家利益。但现在,我们几十年培养了这么多人,还让那些不懂外文的去搞外事,那怎么搞?

  记者:您觉得,下一代年轻人当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接上来继续这个工作?

  何:咱们在国际奥委会里已经有一位接上来的中国委员于再清了嘛!(注:于再清是国际奥委会执委、副主席)当然,中国可以有两个委员。我希望接我的班的人,是一个既对国际奥委会非常了解,外语也能应用掌握自如,对我们的国家有坚定不移的忠诚的人。

  记者:明白了,谢谢!

  何:好。我走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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