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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中国文化》节目。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说说中国书院。

　　在上期节目中，我简单地介绍了书院从唐初到明朝的发展兴衰，那么到了清代，书院的命运又怎样呢？

　　清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常有千里期会、百人聚讲的事情发生，被统治者视为大忌。故顺治皇帝下令“不许别建书院”。所以书院的发展受到限制。雍正时代，经过一阵犹疑之后，终于在十一年(1733)诏令各省创建书院。此后，禁令虽已解除，但仍多次下记以科举功名规范书院师生。尤其是乾隆时代，连招生择师、课业考核、奖惩办法等都在诏令中有明确规定。这种从禁止到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学术追求，一种与现实政治较远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究经典的学风终于形成，此即所谓乾嘉考据之学。禁令既开，书院得到长足发展，全国建有书院3604所。

　　清代书院的辉煌表现在：一是数量多，全国有书院两千余所；二是分布广，全国各府厅州县没有不建书院的，台湾也不例外。到清末，著名的书院有广东的学海堂和广雅书院、天津的北学海堂、保定的莲池书院、江苏的钟山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四川的尊敬书院、湖南的船山书院、福建的致用书院等。三是名师讲授。掌管书院的人起初沿用旧称，叫山长，乾隆时改叫院长，一般都由有声望、有学问者担任。四是书院规模更大，讲学内容更丰富，已经不是单一只讲理学，从内容上约分三类，一类以理学为主，一类以教授考试时文为主，一类广泛讲授经史词章。五是书院授课分科更细，学术门类更科学。广雅书院分设经、史、理学、词章四门。南菁书院分别聘请黄以舟主讲经学，缪荃孙主讲历史学和词章，另外还开设算学。诂经精舍由阮元、孙星衍、王述庵轮流讲课，除十三经、二十四史传统课之外，还设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等，应有尽有。

　　鸦片战争之后，近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一齐传入中国，书院教育远远不能适应新知识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封建传统下的书院办学模式，与科举制度紧紧拴在一起的情形，也更加走投无路，书院慢慢地走向没落。面对内忧外患，书院虽然也相应地作了改革，出现了西学书院，开风气之先的是上海格致书院，徐寿同英国人傅兰雅合办，教习化学矿物，聘学者名人演讲，实际上已经接近新式学校。

　　光绪年间，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与“新学”、“西学”的结合，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显示了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信心与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过渡尚未完成，它就被宣布改制。先是，戊戌变法中诏令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复令改学堂为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新政”的浪潮中，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宣布将全国所有的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至此，书院的历史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然而，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次改制，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现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　

　　书院，这个曾经充满精神瞻仰意义的指引性符号，近20年来，许多书院相继建立：今年7月由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西安创立了“白鹿书院”，两年前由山东作家张炜在龙口港创立了“万松浦书院”，1984年由汤一介等人在北方创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南方，而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依然十分活跃。这四大书院已日渐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中东南西北四大格局。 今天兴盛的“书院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

　　“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让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这是白鹿书院的宗旨。但面对今天复杂的文化处境，白鹿书院创办者、陕西作家陈忠实却不得不承认，改变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处境，书院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他提出的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加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课本中的比例。但陈忠实说：“实际上，更核心的还是教育部门。”。

　　中国传统书院在今天的再度出现，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说，“其实它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努力，中国书院无疑是对现有教育机制的补充。”

　　袁伟时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 他说，“但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

　　好，这次《中国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